我国目前已知的高血压患者多达1.6亿。然而，其中只有6.1%的患者控制住了高血压，致使大量的患者处于发生脑卒中(中风)、心肌梗死和肾功能不全等高血压并发症的危险境地。为什么我国的高血压控制率会这么低?怎样才能提高血压控制率?在近日召开的2006国际高血压学会年会北京卫星会上，记者采访了世界高血压联盟代主席、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

一种药“包打天下”已过时

“了解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压，控制血压务必达标”，是高血压防治工作中最著名的口号，其中的关键词是“控制”。

刘力生说，强调某种药物进行降压的观念已经过时。近年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只有1/4的高血压患者适合单用某种药物，而多达3/4的患者需要同时服用两种以上药物才能控制血压达标。

不同的降压药由于作用机制不同而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如预防脑卒中，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优于β阻滞剂，钙拮抗剂优于利尿剂。联合用药的目的是为了追求1加1大于2的协同效应，同时相互抵消不良作用。在费用方面，刘力生指出，联合用药的费用并不比使用单药贵，因为剂量小了，而且副作用也减轻了。

鉴于此，当前美国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已经明确：凡是收缩压高于16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病人，一开始治疗就实行联合用药。而在我国，目前联合用药控制血压还没形成气候，主要原因一是适宜的组方少，进口组合价格较贵，二是医、药脱节，搞药的对高血压防治新观念一时还不够了解。

强调药物的器官保护作用

随着对高血压认识的深入，当前国际上对高血压已经重新定义，即高血压是一个由许多病因引起的处于不断进展状态的心血管综合征，可导致心脏和血管功能及结构的改变。

刘力生告诉记者，新定义把高血压从单纯的血压读数扩大到了包括总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因此，今年4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年修订版)也对相应内容进行了更新，如危险因素增加了“腹型肥胖”;又如把糖尿病列在单独一栏，突出了它作为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重要性;反映肾脏状态的微量白蛋白尿和血清肌酐轻度升高均被视为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征象之一;C-反应蛋白也被列为危险因素(或标志物)等。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出，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发病和死亡的总危险。这就要求医生在降压的同时，干预患者检查出来的所有可逆性危险因素，包括吸烟、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等，减少靶器官损害，适当处理病人同时存在的心、脑、肾病等各种临床情况。体现在治疗目标上，对于一般高血压患者，降压目标应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对于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或肾病等高危病人，血压应降至130/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患者收缩压应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

刘力生说，研究证实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可能具备独立于降压之外的器官保护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积极控制血压，还要考虑哪些抗高血压药物可以改善临床预后，降低心血管事件，实现抗高血压治疗的终极目的。

实验室→床边→社区

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是高血压流行病学和防治研究的重要指标。最近十年，我国的“三率”逐步提高，但是目前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其中控制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大。

刘力生教授说，血压控制不佳的原因主要有：医师对降压须达到的目标值认识不足，特别是对肾脏病人和老年人的达标存在误区;病人反复换药影响到血压的控制;药品的价格因素。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就意识到，高血压研究成果如果不应用到广大人群中，就不能提高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率。因此提出要让高血压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床边，从床边到社区”。在各国抗高血压社团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以“促进在人群中发现、控制和预防高血压”为宗旨的世界高血压联盟(WHL)于1983年成立，到2004年已有79个国家加入，总计90个团体成员。

1989年5月，世界高血压联盟正式审定我国为WHL成员国，同年10月，中国高CHL)成立。选举产生中国高血龚兰生，名誉主席陶寿淇、何观清。17年来，该联盟面向公众、患者和医生，为提高高血压“三率”，提高公众保健意识，提高我国高血压防治和研究水平做了大量工作。她表示，下一步将联合社区开展工作，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高血压防治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刘力生最后表示，高血压防治没有捷径可走，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特别是要正视控烟和限盐两大难题。